美麗的沙坪壩。李文森 攝

“詩人自古愛嘉陵，江水秋來分外青。江有石門相對立，石門近處是沙坪……”

抗戰時期，一名跟隨中央大學西遷至重慶的學生吳錫澤，曾試圖用一首長詩，向人們介紹一個叫“沙坪”的地方。

“沙坪”在哪兒？又有何不同？

從狹義上講，這是一塊位于歌樂山東麓、嘉陵江西岸的臺地。因自江中或岸邊仰望它，形似高臺，被生活在江邊的居民喚為“坪”；而自山上俯視低處，可見一塊平壩凹于山下，又被高山居民稱為“壩”，于是漸漸就有了“沙坪壩”這個名字。

但若從廣義上講，“沙坪壩”，應是一個內涵豐富的“多義詞”。

在當地人眼中，這里是莘莘學子追求向往的求學之地，是眾多革命志士艱苦奮戰的斗爭之地，是引領重慶對外交往的開放之地。

在慕名而來的游客眼中，這里有白公館、渣滓洞所在的那座名山勝地歌樂山，還有曾經商貿云集、如今萬頭攢動的千年古鎮磁器口。

而今再要介紹沙坪壩，厚度似乎還要增加一些：它是西部陸海新通道始發地，是內陸開放綜合樞紐“領頭雁”，是西部（重慶）科學城主陣地，是重慶科教文衛大區……

它，傳悠悠文脈，文韻綿長；守紅巖魂脈，浩氣長存；搏開放動脈，闊步向前，可謂一“脈”相承，方興未艾。

重慶大學校園一角。重慶大學供圖

傳“文”脈

“沙坪學燈”耀千秋

一條短短不過數百米的街巷上，小學、中學、大學等在內的優質教育資源配置齊全，這在沙坪壩區，并不是一件稀罕事。

37歲的曹煜曾，曾經就生活在這樣的街巷——建筑巷里。

剛上小學那會兒，曹煜曾常聽長輩們說，只要夠努力，能在家門口“從小學到大”。

為了實現這個夢想，曹煜曾一路從沙坪壩小學，成功升入重慶市第七中學校，最后順利畢業于重慶大學，成為巷子里的“本地學子”。

這一聲稱謂，是鼓勵，也是肯定，更是居住在建筑巷的居民們心中的驕傲。

始建于上世紀90年代的建筑巷，位于沙坪壩街道，因為周邊學校密集，被不少學生譽為“文化傳承之路”。

聊到“文化傳承之路”，曹煜曾翻開手機，在置頂的微信討論群里，向我們展示著幾乎不曾間斷的濃厚學習氛圍。如今的他，經常被學弟學妹邀請回母校，參加各類話題的研討。

每一次討論，都讓曹煜曾堅信，沙坪壩之所以能成為全市教育強區，不僅與學子們自身的努力分不開，也得益于那段因地勢條件讓教育資源匯聚的歷史。

“抗日戰爭時期，日本侵華對中國教育資源造成了巨大破壞，是人類文明史上極罕見、極野蠻的一段歷史。”說起當時國內被迫進行超大規模教育西遷的緣由，曹煜曾憤慨不已。

為謀求各級教育的安全，保存中國教育的命脈實力，1937年9月，國內沿海各公私立學校遷移至內地辦學，拉開了教育大遷移的序幕。

“彼時的沙坪壩，由于背靠歌樂山，位置隱蔽，成了一些高校的西遷落址地。”曹煜曾的講述，得到了長年研究沙坪壩歷史的廖慶渝的證實。

現年73歲的廖慶渝，研究重慶抗戰史近40年，是土生土長的歌樂山人。

在他的書柜中，發黃的報紙、缺角的書本、破損的相片……無不記錄著珍貴的歷史，他一直小心地收藏著。

“重慶是抗戰大后方，而沙坪壩則是重要腹地。”廖慶渝指著一沓略厚的圖冊說，當時，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乘專機回南京途中，因大霧天氣迫降重慶。其間，他來到沙坪壩，看到這里水陸雙通，綠蔭遮掩，不由怦然心動，認為這依山傍水的地形，正是天然的防御之地，若將學校遷至此處，正合適。

于是，一番論證后，1937年11月，中央大學西遷四川，于重慶沙坪壩松林坡建立新址。由于途中攜帶的圖書、儀器、標本等物資需要一起裝船，直到1938年11月才抵達重慶。遷渝后，中央大學先借助歌樂山腳下的重慶大學校址復課。

隨著一些高校的遷入，沙坪壩很快就聚集了大批學校和文化名人。

學校多、書店多，文化名人云集，學子激情高漲。

1938年2月6日，重慶大學倡議成立“重慶沙坪文化區自治委員會”。這是沙坪壩歷史上第一次提出“文化區”的概念。后來，由于沙坪壩與磁器口緊鄰，“沙坪文化區”逐漸被人們叫成“沙磁文化區”。

學府林立、校舍相望，莘莘學子挑燈夜讀，讓這片文化之地閃耀著熠熠光芒。這獨特的文化現象，成了后來家喻戶曉的“沙坪學燈”。

“‘沙坪學燈’成為‘沙磁文化’的形象表達，它不僅彰顯著濃厚的學習氛圍和強烈的愛國熱情，更為抗戰大后方高高樹起一面文化旗幟，奠定了沙坪壩教育強區的基礎。”廖慶渝感慨。

文化薪火、校園相傳，以文化人、傳道授業。

2003年，重慶市人民政府批準在歌樂山西麓建設重慶大學城，貫穿歌樂山的隧道被打通。自此，大學城與沙磁文化發源地相融通。

如今，在這片教育底蘊深厚、資源富集的土地上，各類教育機構林立：重慶大學、陸軍軍醫大學等駐區高校達十余所；重慶市第一中學校、重慶市南開中學校等中小學校100余所；還有重慶被批準設立為直轄市后，依然選擇留在重慶的四川外國語大學。

文脈滋潤、資源富集，讓沙坪壩在教育的路上走出更堅實的步伐：“教共體”讓孩子充分享受優質教育；“育苗計劃”“雛鷹計劃”等，提升學生人文底蘊、實踐創新等核心素養；“人工智能+教育”行動，優化了現有的數字化教學環境和設施設備；產教融合的暢通，推動大學生創新創業項目在區轉化落地……

以文載道，教育強區，名副其實。

歌樂山革命紀念館。受訪者供圖

守“魂”脈

紅巖之魂存萬古

要了解沙坪壩，還繞不開重慶人精神世界里的一座豐碑——歌樂山。

在廖慶渝的陪伴下，我們從四川外國語大學后山出發，沿著小川東路古道一路向上，感受這座挺拔的“紅色”山峰。

土地革命時期，生于歌樂山的喻克由，把家鄉作為傳播革命思想、發展革命力量的基地，在高店子創建了沙坪壩第一個中國共產黨黨支部；全民族抗戰時期，曾在歌樂山上就學的大批進步人士，以筆為戎，大力宣揚愛國主義；解放戰爭時期，歌樂山下的白公館、渣滓洞成為關押愛國志士的魔窟，種種酷刑折磨都擊不垮江竹筠等革命志士的鋼鐵意志，他們用鮮血留下了寶貴的“獄中八條”……

廖慶渝打開了話匣子，“我對沙坪壩文史的興趣和研究，就起源于這里的紅色故事。”

聽著這些講述，那些曾經在歌樂山上奏響的救亡圖存強音，仿佛又一次回蕩在山間。

“小時候，學校附近有座墓，墓碑上寫著‘黃細亞’和‘聶晶’兩個名字。”走進重慶歌樂山革命紀念館，廖慶渝想起兩位烈士的故事。

起初，廖慶渝并未留意這座墓碑的意義，直到從醫后，常常聽到本地一些老人討論歌樂山上關押革命志士的故事，記憶中墓碑上的名字又冒了出來。他再也忍不住探尋的欲望，到處翻閱資料，感覺這兩個人應是紅巖革命烈士。

為進一步求證，廖慶渝查閱了由現代重慶現代革命史資料叢書編委會、重慶“中美合作所”集中營展覽館編著的《英烈頌》，書中詳細記錄了黃細亞的生平經歷以及她寫的詩。

“黃細亞曾在沙坪壩境內求學，在校期間加入由中共四川黨組織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青年社’，積極為黨工作。她以《西南風晚報》記者的身份從事革命活動中，不幸被捕最后英勇就義。”重慶紅巖革命歷史文化中心副研究館員王曉園證實了黃細亞的生平事跡，這讓廖慶渝更加堅信，歌樂山之所以走出重慶而為億萬國人所敬仰，正是因為它永不褪色的革命底色，和傳承至今的紅色血脈。

聆聽故事的路上，我們遇到一對父女正徒步登山。父親李昊見我們攤開筆記本站在歌樂山革命紀念館前，便湊近說了一句，“在這兒徒步，會有一種不停向前的驅動力”。

這句話，讓我們熱血沸騰。

我們認真記下這句話，廖慶渝也趕緊拿出手機拍照留存。“我還有一張珍貴的圖。”話音未落，一段摘抄躍然眼前：習近平總書記2019年4月在重慶考察工作期間提到，重慶是一塊英雄的土地，有著光榮的革命傳統。

英雄，是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獻出寶貴生命的人，他們凝結成的紅巖精神，讓歌樂山與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緊密相連。于是，這座山不再只是一個簡單的地理概念，也不再只是一座普通的高山，它是英雄輩出的高山，是中國人敬仰的高山。

也因如此，無數青年正被吸引來到這一紅巖精神發祥地，感悟這份尊崇與敬仰。

26歲的蔣莉在重慶1949大劇院看完大型紅色舞臺劇《重慶·1949》后，在座位前接過一面巨大的五星紅旗，隨即又與身邊人一起，托舉傳遞給了后面座位的觀眾。

“沒人預告會有這樣的互動，但每個人好像都知道該怎么做。”蔣莉一直站在座位前，注視著眼前這象征著勝利的一幕，心情久久不能平靜。這是她第一次沉浸式體驗那段崢嶸歲月，第一次“親眼看到”那段浸滿鮮血的悲壯歷史，第一次真正感悟永煥光彩的紅巖精神。

“讓青年一代追憶革命歷史，感悟紅色文化，是我們不懈的追求。”王曉園告訴我們，一系列的展覽，可以讓文物敘事，讓歷史說話；而多形態的呈現方式，更能讓紅色資源“動起來”、紅巖教育“靈起來”、紅色基因“活起來”。

于是，在這片熱土上，隨處可見獨具辨識度的“思政+”活動：“小蘿卜頭”大課堂讓孩子們擁有一場跨越時空的心靈對話；“立德童劇”創演項目讓學生把思想政治教育內化于心、外化于行；“紅巖講堂”共育項目在區內實現全覆蓋建設……

今天的沙坪壩，接過歷史的接力棒，肩負起新時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務，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道路上昂首闊步，繼續前行。

鳥瞰團結村站。劉露 攝

搏“動”脈

內暢外聯貫八方

文化源遠流長，發展跌宕起伏。

除了“教育”和“紅巖”，這塊“平壩”還用堅韌不屈、奮勇向前的姿態，向我們展示了不“躺平”的一面：依托地理優勢，搶抓時代機遇，成為“內暢外聯”的中心，內陸開放的高地。

團結村站，就是最好的見證。

走進沙坪壩團結村鐵路集裝箱中心站，目光所及，一派熱鬧景象——卡車有序通行，集裝箱堆積如山，龍門吊起落不停……

“2005年12月28日，我國西部最大的集裝箱中心站——重慶鐵路集裝箱中心站在我區土主鎮奠基。”高澤泉抖了抖發黃報紙上的灰塵，言語中有說不盡的驕傲。

作為曾經土主街道（原土主鎮）四塘村的黨總支書記，高澤泉在父輩的影響下，收藏過許多有關沙坪壩地域的發展資料。也因此，他一路見證了沙坪壩從兩山之間的槽谷走向聯通世界的開放潮頭。

新中國成立后，為促進我國中西部地區之間的聯系，襄渝鐵路應運而生。由于地勢開闊平坦，線路鋪通到重慶境內時，一個名為“團結村（火車）站”的停靠站點，落址在土主鎮的土地上。

這對當時的重慶，意義極其深遠。

在舊中國沿海出現鐵路幾十年后，地處內陸的重慶仍然沒有一條干線鐵路。自1952年起，成渝、川黔、襄渝3條鐵路在重慶相繼開通，揭開了重慶鐵路建設的序幕。而作為“三線建設”的重大交通基礎設施項目，襄渝鐵路在重慶的鋪通，不僅縮短了重慶與首都北京的時空距離，更是有力支持了西南內陸腹地的開發開放。

1975年，團結村（火車）站正式開通運營。很多村民從這里起步，走出了村，甚至走出了重慶。

如今搬回土主街道惠民小區居住的熊祥伯，他的生活就曾因鐵軌的延伸而受益。彼時，20歲出頭的他，依靠團結村（火車）站有了更好的生計——拔鵝絨。

每天下午，上百只鵝在火車靠站的幾分鐘內被成捆扔下火車，熊祥伯和同伴們當晚的任務就是將所有鵝的絨毛拔下，裝入袋，再借助第二天上午的班次運往四川成都等地。

10年時間，熊祥伯靠此養活了一家人，翻修了小樓，后來還踏上火車到外地務工，日子過得一天比一天紅火。

那個時候，團結村（火車）站成了重慶人家喻戶曉的“出門路”。

2004年，國家發展改革委決定在重慶選址，建立國家鐵路集裝箱中心站。幾經論證后，團結村（火車）站被確定為最優地點，這條“出門路”再次聲名遠播。

升級中心站，火車在這里便不再是簡單的停靠。

2011年3月19日，首趟中歐班列（渝新歐），從團結村站出發，駛向德國的杜伊斯堡。江彤作為首發司機，每每談起這趟班列的意義，他總是心潮澎湃。

“帶著‘中國制造’從這里走出國門，又激動又自豪。”江彤的喜悅，溢于言表，因為這并不僅僅是一趟帶著中國商品走向世界的班列，它的開行，意味著中國與沿線國家的經貿合作正在不斷深化。

此后，聲聲汽笛不時劃破這里的寧靜，物流的暢通也帶來了人流的涌動。

土主街道的居民王三，在距離團結村站約兩公里的民心路上，開了一家飯店“紅燈籠”。近十年的經營，讓他店里的食客從附近的居民延伸到南來北往的商人，他時常贊嘆，“生活廣闊，眼界開闊”。

小時候的王三，因為交通的便利，成了外鄉同齡朋友眼中“可以坐火車的人”；長大后的王三，又因為物流的便利，成了食客朋友口中“可以回家就業的人”。

道路通，百業興。中歐班列的開行，讓一個西部小鎮開始拔節生長。

2007年，依托團結村站和興隆場編組站，重慶正式設立重慶西部物流園（現重慶國際物流樞紐園區），成為我國南向西向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重要樞紐。

是什么原因，讓沙坪壩幾次三番“挑”起了承擔重大交通項目建設的重任？

“得益于地勢平坦。自古以來，沙坪壩就兼有水陸交通之便，嘉陵江水道和多條古道均從這里過境。”從高澤泉胸有成竹的語氣和那些厚厚疊疊的文獻里，可以看到，古時這塊地勢開闊之地，沿著嘉陵江，可上溯至川北乃至陜甘，下可經長江出三峽、入大海，而通過正西、西北、正北三條石板大道，又可將重慶與川中、川西和川北各地串聯起來，可謂很早就得地利之便，處于重慶對外交往的前沿。

天寬地闊，大氣自成。

今日的沙坪壩，再次站在了共建“一帶一路”時代機遇前沿，搭起了四向通道出海的世界舞臺。從這里出發，向東，渝甬班列直抵寧波舟山港；向西，中歐班列（渝新歐）直達歐洲；向北，渝滿俄班列跨越中蒙俄經濟走廊；向南，西部陸海新通道通達東南亞。

一個小站的成長壯大，改變了重慶“一江碧水向東流”的運輸格局，也讓沙坪壩擔負起重慶輻射整個西部、連接中亞和歐洲的重要物流樞紐重任，見證重慶開放大通道的不斷拓展。

學燈不滅，弦歌不輟。面對新時代賦予的新機遇，底蘊厚重的沙坪壩承接過往，躊躇滿志向未來，以全方位的開放態勢和務實高效的行動，助力重慶加快打造內陸開放國際合作引領區。

作者：陳驊 范圣卿